第六百二十九章 复有何路可走
在大顺军南北两路，分别从宣府及保定，一齐向京师进逼攻击之际，崇祯的表现，简直可以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。 好么，自已亲自提拔，极受信重的东阁大学士李建泰，竟仅仅与流寇打了个照面，就罔顾厚重君恩，就腆颜无耻地率领五万京营精兵，全部投降闯贼，这般无耻之举，简直是狠狠地打了皇帝一个响亮的耳亮，是大明朝无可言说的巨大耻辱！ 仿佛料到了崇祯接下来必定要开始找替罪羊一般，才任不到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冯元飙，紧急请辞，说自已老迈无能，有误国事，特此上书请求告老回乡。 不过，出于残存的一点公心，冯元飙举荐李邦华代替自已接任为兵部尚书，请求皇帝准允。 此皇帝正在火头上，见到这个老迈多病的家伙，在这般紧急关头，竟上书请辞，顿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哪里还听得进去他的半点建议。 他立即下召，命亲随太监赶到冯元飙府上，对冯元飙当面斥责，再让他灰溜溜地滚蛋回家。 被崇祯这般羞辱后的冯元飙，心下虽然惭恨，但他明白，现在保命最为要紧，故他回家后，就迅速收拾行李细软，便带着一家老小，从天津乘海船南逃回浙江老家，躲离了京城这个风暴眼。 冯元飙去职后，崇祯无奈之下，选择了担任兵部给事中的张缙彦，担任兵部尚书。 张缙彦此人，无德无能，才识俱庸，他在兵部纯粹是一个混日子的存在，这样让同僚都看不起的人，现在被崇祯赌气般地提拔为兵部尚书，完全又是一个李建泰式的悲剧，又是给了多灾多难奄奄一息的明朝，又一记沉重的打击。 在真实历史上，李自成攻陷京师后，张缙彦和大学士魏藻德等原明朝官吏，极其无耻地率百官表贺迎接，连司礼太监王德化都看不下去，怒斥其误国无耻，卖主求荣。 到了当年四月，清军入关后，张缙彦逃归故里。后闻福王据江宁，为了博取军功，骗这位后来的弘光皇帝，说自已要自聚义军，遂受封总督河北、山西、河南军务。 不料，张缙彦这厮还未来得及风光几天，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平定河南、并直取江南，张缙彦惊恐万丈，遂逃匿于六安州商麻山中，假作隐士，实则待价而沽。 清顺治三年，总兵黄鼎领洪承畴命令，入商麻山招降张缙彦，张缙彦降清，因投诚在江南平定之后，清廷不用。 张缙彦为了做官，苦心钻营，四处拉关系，终于在顺治九年，张缙彦历任山东右布政使、浙江左布政使，总算风光了一阵。 只不过，这个毫无气节的汉奸，数年后好运到头，到了顺治十七年六月，因被人举报，说其文章有讥讽圣上，且怀念明朝之嫌，以“文字狱“之罪，被捕下狱;到了十一月被没收全部家产，流徙宁古塔。 最终，这个汉奸在宁古塔郁郁而终，终生未曾返回关内，结束了可悲可耻的一生。 惶然不安的崇祯皇帝，除了提拔兵部尚书张缙彦为兵部尚书外，又立即下召令辽东总兵吴三桂、蓟辽总督王永吉、昌平总兵唐通、徐州总兵刘良佐入卫京城外，最为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号召在京勋戚官僚们，踊跃为国捐助饷银，以济军饷。 令勋戚、太监和百官助饷，可以说，是皇帝为了保命，所做的最为无奈之举。 因为，此时明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，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，而根本无法运来。 崇祯不是傻瓜，他当然知道皇帝不差饿兵的道理。要调这么多外地兵马入城，军饷开销一定是要保障的。不然的话，士卒不尽力御敌不说，还极可能有哗变之危险。 只不过，心急如焚的他，很快就残酷现实，给予了连番的重击。 皇帝首先下发圣旨，责成勋戚、太监和百官报効，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。皇帝这道软绵绵的圣旨，让在京城的达官贵人们，纷纷嗤之以鼻，观望不动。 皇帝见无人捐款，便宜想通过树立典型与榜样，来感动这些自私而麻的官僚们。 他派内官徐高，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，让他纳银十二万两，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。不料，周奎虽然有钱，却断不肯答应，只是让徐高回禀皇帝，说什么“老臣贫苦，安得多金？”。并且一口咬定只能捐一千两，再不能多了。 皇帝听到自已最为信任的国丈，竟只肯捐一千两银子，心下大为不满，认为他捐得实在太少了， 于是，皇帝亲自下旨，要求他至少拿出二万两来，这个要求，让视财如命的周奎叫苦不迭。 周奎于是派人去向女儿周皇后求助，周后虽然十分鄙夷父亲的为人，但抹不开父女情面，只能暗中派人给周奎送去五千两。不过，为了点醒这位贪财的父亲，周后告诉他，自已的银子，并不是帮他凑数，而是求他代交给皇上，让他脸面上好看些。 不过，周皇后这番话，周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在收到银子后，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，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，只以三千两应命。 周奎这种吝啬又贪婪的态度，让崇祯暴跳如雷，只不过碍于周皇后情面，他又不好对其加以实质性的处罚。于是，他想了想，决定好好羞辱一下这位当朝国丈。 于是，便又遣司礼太监徐高前去周府，宣布周奎为国捐银，劳苦功高，特加封周奎为嘉定侯。 见皇帝这般羞辱自已，周奎亦觉羞惭，十分不得已，便假装经多方动员之后，才凑出了五千两银子，很不情愿地捐给了朝廷。 见周奎如何吝啬，太监徐高不由得感慨道:“老皇亲如此鄙吝，朝廷万难措手，大事必不可为矣!“ 而周皇后在知道守财如命的周奎，最终只捐了五千两银子，且还从自已的捐银中扣了两千两后，不由得哀叹道:“我父周奎平日深受大明王朝养育之恩跟陛下宠爱信任，却没有想到，竟是如此吝啬鼠目寸光！要知道，一旦城破之日，他纵家财万贯，又能保住多久呢。“ 而在真实历史上，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廿二，李自成大军破城后，很快就找到周奎以及明朝所有的王公大臣与文武百官，还是老规矩，必须朝廷所有大臣与官员按照规定捐银助饷。 周奎这厮，死到临头，竟还是十分吝啬，一毛不拔，最终刘宗敏发了狠，逼迫周奎的老婆与儿媳自杀，又杀死周奎的儿子，守财奴周奎还是不愿意拿出一两银子出来，硬是表示朝廷半年没有发过工资，自己已经没有钱了。 刘宗敏无奈，不得不上报李自成，李自成绝不相信，周奎贵为当朝国丈会没有家财，于是对他进行亲自审讯。 李自成亲自审讯周奎之后，从周奎支吾的言辞中，认定了周奎是在说谎，遂命人将他绑于柱上，亲自用皮鞭不停的抽打。 周奎受此鞑伐之苦，起先还强自忍受，但李自成越下手越重，在被打得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周奎实在受不了这般苦楚，才迫不得已大喊住手，并同意亲自带领李自成回到家中取出存银。 最终从周府的一个十分隐秘的地窖中，李自成整整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，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。 周奎逼不得已拿出自己私藏的银子与家财上交后，终于获得了宝贵的自由，不过，现在的他，人财两空，一贫如洗，不久之后，周奎便愤恨而亡，走完了自已可悲又可笑的一生。 话说回来，有周奎这位当朝国丈这个悭吝的典型，下面的官员自是上行下效，纷纷叫穷叫苦，不肯助捐。 很多勋戚与官员，都把自己房子上的砖瓦，给弄得歪歪扭扭乱七八糟，看上去十分破败，而屋内值钱的东西，则一律私藏起来，然后又装模作样地在自家房子门口贴着房屋贱卖的告示。 为了装穷更逼真，早朝的时候，周奎与朝廷众臣，都故意穿上最破旧的衣服去上朝，以前很多乘坐轿子上朝的官员，也纷纷改为步行上朝，以示自已节俭无银，清廉自守。 令人无语的是，连许多有钱的太监，也开始一个个也装穷叫苦，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“此房急卖”，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，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。 这些太监中，王之心最有钱，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。崇祯曾当面叫他慷慨输捐，王之心却故作难色地推诿道：“奴家甚穷，连年家计消乏，安得有银。”，最终，仅献银一万两而已。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真实历史上，王之心后来被大顺军刑夹追赃，吐银十五万两，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，实是可笑可悲。 最终，这场捐饷的闹剧中，在勋戚当中，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，数额最大，被晋封侯爵。而其余的文武百官，捐助的不过几十两、几百两不等，聊以应景罢了。 崇祯见这见所得甚微，心下十分恼炮，于是干脆实行摊派。 他先是规定，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，后来又按官员籍贯，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，如江南八千、江北四千、浙江六千、湖广五千、陕西四千、山东四千之类。 结果，缙绅纷纷告免，软里硬里抵触，让崇祯的搂钱愿望，化为泡影。 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，乃又下令，命大臣推举“各省堪输者”，由各地官府出面，勒逼官员与富户出银。 只不过，饶是如此兴师动众，据史籍记载，朱由检的大搞捐助，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。对比真实历史上，大顺军进城之后，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、太监、百官追赃助饷，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，崇祯这番逼捐之举，怎令人一个叹息了得。 而就在崇祯为逼捐失败，心下大怒又无奈之际，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，那么就，在大啧军两面合围，即将对京城发起总攻之际，自已现在，到底要何去何从。 尽管皇帝对抽调吴三桂等外部兵马入京防御流寇抱有幻想，但从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，却使他越来越感到前途渺茫。 更何况，就算是吴三桂的军队，从宁远撤回，移作抵御流寇的主力，那关外的满清军队乘虚而入，京师也同样难保。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，一个想法，在皇帝的心头油然而生。 崇祯暗想道，自已何尝不可以效法晋元、宋高之流，赶在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之前，便脱身南逃，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呢。 皇帝这般想法，在隐晦地向朝臣提议后，迅速地被一名官员揣摩清楚。 这名官员，便是左中允李明睿。 他暗暗地向崇祯写了一封奏折，要求皇帝尽快离开北京，南下金陵，以江南为依托，重新振作现在明朝的颓唐局面。 李明睿这封奏折，可谓说得了崇祯内心最隐密的地方中去了，当他读到李明睿在奏折中所写的：“天命微密，当内断圣心，勿致噬脐之忧。“等话语时，不由得长吁断叹，感慨不已。 崇祯经过一番仔细考虑，决定在东暖阁召见李明睿，详谈南迁之事。 得到太监宣旨后，李明睿立即急急前往东暖阁求见崇祯皇帝。 甫一入宫，李明睿刚要三叩九拜，立即被崇祯制止。 崇祯待他从地上站起，立即沉声道：”太虚，朕有南迁之意久矣，只恨无人赞勷，故迟至今。汝意与朕合，朕心甚慰，今朕志决矣，但诸臣不从，如之奈何？” 李明睿目光灼灼，他拱手而拜道：“陛下，恕臣直言，现在敌寇进逼，人心涣乱，京营精锐尽失，外军奉调无期。朝廷已然内无良将精兵，外无得力之援，若不赶紧离开京城，南迁金陵，还复有何路可走啊！”